时光容器

歌声中的岁月

 

来源: 解放日报 | 2016-11-27 10:33 | 作者:柳萌

  柳萌

  歌里歌外“走西口”

  我年轻那会儿,公共娱乐没有多少,逢年过节开个联欢会,同事凑一起喝茶聊天唱歌,是最普遍的取乐方式。唱歌也没有现在排场,有全套音响伴奏扩音,那会儿都是白口清唱,唱的歌曲有苏联、欧美歌曲,有好听的国产电影插曲,就是现在说的“怀旧歌曲”。比如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《小路》《红莓花儿开》《鸽子》《红河谷》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等,当年都曾在知识界流行一时。社会上则流行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《红珊瑚》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》 等革命歌曲。
  我供职的那家报社,有年分配来个大学生,听说是西北某大学毕业,报社开会欢迎新同事,会议室桌子摆上茶水糖果,边吃边喝边听领导讲话。领导讲完话再无事好干,有人提议大家随意唱歌。先是齐唱,后是独唱。让新来的大学生同事唱时,他说:“我给大家唱个民歌吧。”同事们鼓过掌,他唱道:“哥哥你走西口,小妹妹我实难留,有几句知心话,哥哥你要记心头……”这位新同事西北口音重,歌词有的听不真切,只是觉得音调过于悲凄,听后心里有点疙疙瘩瘩不好受。跟我们经常唱的歌曲完全不一样。会后请教这位新同事,他告诉我,歌名叫《走西口》,讲述旧社会贫苦人从山西逃难过西口,别家时妻子送行的情景。他还说,当时走西口去的地方,就是现在内蒙古,那会儿叫绥远省。
  事情过去几年后的1961年,我从北大荒劳改回来,由北京分配到内蒙古。春节过后第六天告别父母,只身一人踏上北京至包头夜间火车,车厢里旅客稀疏灯火暗淡,车厢外原野空旷一片漆黑,凄凉冷清氛围就够人伤感了,偏偏列车扩音器播放出:“哥哥你走西口,小妹妹我实难留……走路你要走大路,人马多来解忧愁”。我一听那熟悉音调,正是听过的《走西口》,孤寂情绪顿时攀上心头,泪水情不自禁夺眶而出。心想,贫苦汉子当年走西口,还有个知冷知热妹妹送,我如今也在走西口,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,难免感叹自己命运的悲凉。
  我在内蒙古下放18载,《走西口》 听过无数遍,还看过二人台戏《走西口》,这西口具体地方在哪儿,我却从未深究过询问过,一直以为就是现在张家口,因为内蒙古蘑菇在张家口集散,通常人们称为“口蘑”。我这想当然的错误,直至2015年夏天,重访内蒙古凉城县,当地朋友带我参观杀虎口,我才恍然大悟,张家口在东称东口,杀虎口在西称西口。杀虎口原名“杀胡口”,是商旅必经之路,经常有“胡子(土匪)”出没,有个胡姓大土匪,被杀了,可能是胡子作恶如虎吧,从此,“杀胡口”改名杀虎口。杀虎口位于晋蒙交界处,两侧高山对峙,地形十分险恶,本想进入千年古道走走,听到杀虎口名字就已生畏,加之古道弯曲幽深,老树野草乱石杂陈,站在路口朝远处望望,就觉浑身毛骨悚然,哪里还有试足的胆量。
  听了故事看了西口,想起当年贫苦汉子,背井离乡走西口,险路上的辛苦与恐惧,恻隐之心油然而生,对他们的勇敢分外敬佩。对照我当年非正常下放,至少途中没有险恶遭遇,还是应该庆幸和知足。
  近日再听民歌《走西口》,情感上虽有一定共鸣,却少了过去怨艾情绪。诚如李白诗云:“客心洗流水,余响入霜钟”,洗去我这浪客旅愁的,既有漫长的时光,又有前人的艰辛,那凄婉的《走西口》余响,都封存于我生命的霜钟,只是再也不会敲响了。新的时代会有新的生活。

  有故事的老歌

  我年轻时特别钦敬老大学生。说老其实并不老,当年就是二三十岁,大都是1949年前后,毕业于京、沪、津名牌院校。这些年轻“老”知识分子,为人正直,做事认真,有学问,有理想,属于个人修为高尚的一代人。他们在校所学专业别看是理工、文史或外语,琴棋书画却无所不能,生命色彩非常丰富多姿。
  20世纪50年代,我在北京一家报社当编辑,居住的机关单身公寓里,有多位“老”大学毕业生。每天下班从单位回来,有的读书写信,有的饮茶聊天,有的下棋打牌,有的拉琴唱歌,有的放唱片听西洋音乐,反正各取所好地休闲。有位年轻工程师喜欢唱歌,唱得也确实不错,最爱唱外国歌曲,中国歌曲唱得不多,偶尔唱的就是:“天上飘着些微云,地上吹着些微风。啊!微风吹动了我头发,叫我如何不想她?……”这首《叫我如何不想她》的歌曲,由诗人刘半农作词,作曲好像是赵元任,我在音乐会上听过多次。这位工程师老兄,为何这么喜欢这首歌,我总想问问他,他却总是支支吾吾,他的隐情就成了谜。
  有天见他兴致不错,独自在院里饮茶,我故意挑逗他,随口唱出:“天上飘着些微云,地上吹着些微风……”他一听高兴地笑了,说:“你也喜欢这首歌呵,这首歌的故事,你知道吗?”我冲他摇摇头。“那我就给你讲讲吧!”他说,这首歌传唱开来,迷倒无数年轻人,特别是读书的女学生,从歌词想象诗人刘半农,是个风流倜傥浪漫书生,有次某地女子师范学校邀请刘半农作报告,见到的刘半农本人,既不风流也不倜傥,竟然是个年逾半百的中年人,女学生们难免有些失望。此事被无聊文人知道,作了首取笑的打油诗:“叫我如何不想他,能否共饮一杯茶;相见俨然一老者,叫我如何再想他。”刊登在一家小报上,当做笑话流传于世,更增加了这首歌曲的知名度。
  1955年,文艺界的事不知怎么一下子扩大化了,各行各业都抓“胡风分子”,没有和尚的就拿秃子顶。我们公寓有位寓友,平时不怎么爱说话,这次运动却来了劲儿,想表现自己积极进步,就揭发唱歌的这位老兄,唱什么云啦风啦想啦,上纲到给胡风唱赞歌。牵强附会一拉扯就立了案,这位老兄成了审查对象,这回不得不交待为何喜欢唱这首歌了。
  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,跟一位女同学谈恋爱。那年北平闹学生运动,女朋友是学运积极分子,他却躲到图书馆默默读书,还反对女朋友热衷政治。两人政治取向不同,最后只好分道扬镳。1949年参加工作受了教育后,他开始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了,本想跟女朋友重续旧情,打听到她早已为人妻,自己却依然孤身一人,懊悔自己当年落后的同时,自然就更加怀念初恋情人。与其说他喜欢《叫我如何不想她》,不如说他借歌消解空虚情感,更符合他此时此刻的实际。政治运动牵出的这个故事,让刘半农的这支歌内容更丰富了,只是这个故事比前个故事,显得过于凄美也过于令人伤感。
  从此以后再听《叫我如何不想她》,我就会想起这两个故事,最初欣赏这歌的好兴致再也唤不回招不来了。我在北大荒时,有一位同是老大学生的患难朋友也爱唱这首歌,他也跟我讲刘半农的故事。我俩便随口胡诌了首打油诗:“叫我如何不想它,青春已逝岁月滑;多少悲欢在歌中,叫我如何再唱它。”给这首歌又添了一笔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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