跑到幕后,窥探当代文学

 

来源: 解放日报 | 2016-11-26 09:45 | 作者:高有鹏

  《文学史二十讲》    程光炜 著   东方出版中心   

  ■高有鹏
  文学发展永远是一个被述说的话题,因为文学一直在发展着,在变化中。作为历史,当代文学需要审视自身;作为发展存在,当代文学需要突破自我、超越自我。那么,如何审视自身,实现突破与超越呢?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如何面对文学发展的当代性。
  所有的叙事都具有当代性,这就是克罗齐所说的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。当代文学的发展,及时体现出不同的当代性,形成文学话语的当代性述说,成为包罗万象的文化生态。关于当代文学的论述,是时下文学研究的热点,论者视点不同,知识经验不同,论点自然不同。
  程光炜的《文学史二十讲》围绕着文学的当代性问题,集中论述了一系列命题。在他看来,所谓当代性是有区别的,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,二是20世纪80年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,再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。不同的当代性,具有不同的背景,具有不同的生成方式与表现方式,同样,具有不同的价值意义。
  无疑,当代文学的标志在于当代性,但是,离开了文学性,当代文学也就不存在了。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文学性是并存的,而且,都具有阶段性。
  首先,《文学史二十讲》的着眼点主要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。他以为,作为一个学科,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一样,都是上世纪80年代起步,经过30年的经营,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人多势众且话语完备的学科,而当代文学还是原来那个样子。而且,学科被误读,当代文学被理解成当代文学批评,现在人们还是这样看。
  程光炜指出,目前当代文学负载着批评当下不断涌现的大量文学新作的重任,所以这个领域云集着众多批评家;“批评化”思维在目前文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。在当代文学学科中,批评家的地位一般都要高于文学史家。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,在于把当代理解成为一种可以充分把握并控制的东西,这种批评性的思维被带入到当代文学研究中,不是有距离地看待作家作品,而是强调对作家作品的拥抱和进入,将研究者本人的状态等同于研究对象的状态,认为这样做才比较到位,才是当代文学研究。
  所以,即使在很多研究十七年文学、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文章里,这些已比较遥远的文学都具有鲜明的“当下”的面貌,它们的历史完全被今天所掩盖和替代。
  其次是当代文学的文学性问题。程光炜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念,一种是觉得文学研究应该是有审美性的,不符合这一尺度、标准和范畴的研究,其价值就大大受损;另一种是除研究当代文学的审美性之外,还应该去研究它因为社会思潮经常性膨胀和冷缩而不确定的“周边”。没有周边的当代文学不能说是完整和真实的当代文学,至少是缺少历史观的当代文学研究。对此,他提出为什么同时代研究者有着几乎相同的历史境遇,而居然会有如此差异的历史感,进而,他将这种现象归之于设定的经验,即这些大小尺寸不同的许许多多的文学性,恰恰是由于“裁剪原因”造成的。
  在论述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文学性基础上,他集中阐述了当代文学的几个时期——十七年文学、上世纪80年代文学、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关系问题。这里,他主要采用了散点透视的方式,具体论述相关问题与相关文学作品,分析不同作家创作机制及其形成原因,努力实现“重建历史的企图”,希望“跑到幕后”去,“窥探文学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,设法理解创作意图、分析创作手法”。
  他具体分析了当前流行的阶段论、继承论等论断,对“没有”与“何来”之间的链接等问题进行剖白,说明其怎么就能把这几个时期比较恰当地串连起来,并建立一种相对贴切、入理的历史叙述。从而,他认为,要实现这种愿望,就必须从上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开始。他提出对“80年代”的知识立场和逻辑进行一番“知识考古学”的考察,花大力气去收集这方面的文献材料,并对重要研究者做个案研究,最后汇总到一起,发现上世纪80年代文学原来并不是孤立于历史之外而存在的,它周围有一个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周边。他宣称,正是由于这个周边,我们才能更清楚和更深刻地理解它为什么叫上世纪80年代文学。也正是这种有意识地把周边当作文学史研究的更宽幅的历史视野,我们也许能够更有效地进入整个当代文学之中,即不能只注意文学发展过程中的“部分的风景”,同时也应该注意到“全部的风景”。
  他极力表达的是,对文学经典抱着必要历史同情的同时,找到一个既在“历史”之中、又不被它所完全控制的认同。这种文学整体观与发展观,始终贯穿在他的论述过程中,形成他的论述方式,也形成其论述特色。
  当代文学是一个流动的整体,其边界与内涵是统一的。程光炜尤其重视感受与理解之间的关系,他注意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普遍现象,即由于研究者知识积累、历史经验、思维方式的不同,加之各种知识和思潮还会冲荡、影响其工作,所以,所谓理解的不同,实际是每个人在做研究时由于理解方式的不同,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
  概括起来讲,这就是普遍性历史共识的基础问题,即对当代文学发展与存在的判断,对问题的反思,首先是从对研究者自己的反思开始,如何建立一个相对自足的知识和思想的立足点。这里,他具体提出如何整理自己,如何在自己与学科的想象共同体之间达到某种平衡,并由此开展一种比较有效的研究工作,以此启发更多的人对更多的问题进行更深入地思索。
  (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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